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入河南康乐园,旧日岭南大学变成“新中大”。本来别离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商承祚与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容庚从此同处康乐园31年,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一起兴办古文字研讨室,乃至同住一楼(东南区一号,现“陈寅恪新居”),并称“容商二老”。
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联络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但是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响,到晚年龃龉愈多,乃至有反目风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消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闻名修建所题匾额,如文科大楼内的古文字研讨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留念室。容商生前,他们的联络就被人津津有味,直到现在,有关容商的论题在康乐园仍不绝如缕,时有听闻。
容庚(左)与商承祚合影(1982年)
关于容商联络,最有切身体会、最有讲话权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记载更有价值、更不容忽视。笔者拾掇《容庚北平日记》,对其间有关容商来往的记载形象深入。经计算,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记》20年中共呈现203次(一天中重复呈现不计),数量仅次于容肇祖(三弟,337次)和于省吾(312次),而多于容妻徐度韦(170次),足可见两人来往之频频,联络之密切。这些记载从一个旁边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两人联络,笔者略为排比,唐塞成篇,并提出容商联络晚年变调问题,认为读者及研讨者参阅,且就正于方家。
北上肄业 容商初识
《容庚北平日记》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记中有“寄内人及锡永函”,这是商承祚第一次呈现。容商初识于1922年夏天,因而有必要补述他俩相识通过及开始来往景象。
1922年夏历五月,容庚北上肄业,路过天津时访问罗振玉,商承祚正师从罗氏研习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栈访问,两人因而相识。商承祚晚年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回想:“有一天,罗振玉教师告知我:‘你有位广东同乡方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喜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展吴清卿(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快乐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络上了,又是同乡,志向相若,不易得。所以立刻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络,然后去访问他。希白初度北上,不谙北方话,咱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的振奋。咱们谈家园的景物,谈京津的见识,谈一起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讨的方案。”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锡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长商承祚8岁。两人相识缘于罗振玉,乡情、乡音和一起的志向更使他们一见如故,友谊敏捷升温。容庚在《金文编》序中也说:“十一年(阴历)五月,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初稿请正,辱其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傲也。时罗先生之子福颐有《古玺汉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虚文字类编》,与余不约而同。”他在《甲骨学概略》中又说:“初余访罗振玉先生而归旅舍,忽有电话至,余甚惊奇,询之,则罗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从罗氏撰集《殷虚文字类编》,闻余有《金文编》之作,志向相若,故亟谋一面。”
同年秋,容庚得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讨所国学门为研讨生,夙愿以偿,喜不自禁。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复函称“近因赶写《殷文》,致忘作复,顷理积书,始发见尊缄,健忘抑何可笑”,又称自己《殷墟文字类编》“已书十四卷,如释重负”,并传达罗先生对《金文编》古器考所定目次的定见。此函容庚生前一向保存着,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为容商友谊最早的文字和什物见证。
1924年2月14日,容庚与商承祚、容肇祖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锡永、希白、元胎来……锡永与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经容庚介绍,商承祚亦为北大研讨所国学门研讨生。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希白北来,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经罗先生介绍,进北大研讨所国学门当研讨生,因草创,只要他一人,劝我也入学,以免孑立,后来我也去了(但未结业),咱们又成了当之无愧的同学。”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应该仅仅时刻短停留,由于同日顾颉刚致容庚手札中有“锡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语。
离多聚少 鸿雁传书
假如以1952年为界将容商联络分为前后30年,则后30年他俩同行搭档,朝夕相处,而前30年离多聚少,鸿雁传书。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师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顾颉刚致容庚函称“锡永师大之事总非方法,闻中山大学刘奇峰已走,现由陈钟凡任文学院长。锡永如肯回粤,可函闻野鹤君询之”,可见商承祚在师大任教是暂时性质。1934年,商承祚离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讨所专任研讨员。容商二人同处北平经常过往的时刻只要4年,在此前后,他们除了偶然互访(如商承祚来平,容商团聚;容庚南下省亲,顺路在南京或广州访问商承祚)外,大多以信件方法联络。
《容庚北平日记》
商承祚脱离北京大学,1925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讲师,与《容庚北平日记》开始时刻根本符合。容庚是年通讯录记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从日记记载看,仅1925年上半年,容商来往信件即达20多通。而这些信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记多未记信件内容,但有两个细节很可玩味:
一是商承祚成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罗君美来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知他:“锡永于1月31日(正月初八)在六合县举办成婚,通讯由六合县东门内孙宅转交。”
二是容庚为商承祚寄赠材料及双钩碑文:3月14日,“寄商锡永信,坿赠汉石经残石拓片两纸;4月11日,为商锡永双钩《西狭颂》、《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额五种;13日,“双钩《景君碑》、《樊敏碑》篆额两种”;15日,“摹苏君神道并前所钩篆额,寄商锡永”;23日,“临秦公敦一过,寄锡永”。5月2日,容庚“接锡永信,并赠二大笔”。商承祚赠笔,或许与容庚为其描摹碑本有因果联络。
是年暑假,容庚南返省亲,随后偕母亲从广州搭船北上,经上海、杭州等地,沿途旅游观光。9月3日晨抵达南京下关,下午“访商锡永,乘马车游明陵、秀山公园、莫愁湖”。这是两人在日记中第一次碰头。4日,“与锡永往各书肆购书”;5日,“锡永与其舅孙雨廷来,与母亲同往游秦淮河”;6日,容庚母子早“六时乘马车往车站,锡永送别”。尽管仅仅寥寥数笔,言外之意仍流露出数年间两人结下的深沉友谊。
尔后两人依然信件联络不断,互寻材料,互赠作品。如容庚代商购《长安获古编》、《陶斋藏石记》、《金石丛书》等,商承祚赠容庚《石文编》、《殷虚书契类编》。容庚还曾代商承祚在成兴斋购棉连纸。
1926年容庚《金文编》面世,曾寄赠商承祚并请其代售。他作为教材的《文字学讲义》印行后,也曾寄赠商氏。年末他计算《金文编》赠售状况,售出的82部中,商承祚即占8部,可见其推广之得力。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在京聚首数年后,我又于1933年南下,任职于金陵大学。”1933应为1934年之误,1934年9月5日容庚日记:“饭后至史语所。五时至泰丰楼,公宴商锡永、戴家祥、吴其昌,送别。”1935年头,容庚与唐兰受教育部托付南下调查送展伦敦博览会青铜器,1月16日抵达南京,“八时至浦口,头搭船至下关。寓中心饭馆。访容大块、商锡永”。
厂甸淘宝 力持贰言
容庚一生以研讨青铜器及其铭文文字为志职,他的青铜器研讨与保藏实践难以割离,《容庚北平日记》对保藏多有记叙,他曾将自家藏器著录成《颂斋吉金录》及续录。1928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说:“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这一天他与燕京大学管帐主任范天祥、加拿大传教士明烈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以50元购得昜兒鼎,以8元购得三羊镜和实现志愿小玺。这是他购藏青铜器之始,风趣的是,这一天的淘宝进程也与商承祚有关,1929年2月,他以160元将此昜兒鼎售与商承祚。
商承祚身世名门望族,早年从罗振玉研习甲骨文字,相同热衷于古物保藏。
容庚(左二)与商承祚(左一)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讨室
1929年2月9日晚10时,容庚接到商承祚电话,得知其已来北平,住在施家胡同北京旅馆。第二天一早,容庚进城往北京旅馆,老友暌别多年,相见格外亲热,他们一起逛厂甸,然后在宾宴春聚餐,他当晚也住在北京旅馆,持续未竟的论题。他俩之外,尚有关藻卿。当天日记载:“与锡永同来者为关藻卿,乃锡永之学生,挟资购古物甚夥。人颇豪爽,保藏而兼贩卖者也。”
关寸草(1903—1948),原名关报,一名关善,字藻卿、藻新、春雷、寸草、春草,以字行,所居曰益斋,又叫南越木刻斋。广东南海人,富保藏,以区分古瓷闻名广东、上海。所藏古玺印极富,马国权在《广东印人传》中说:“近世粤人藏古玺印之富,春草几与商契斋(承祚)相埒。”其所藏金石古器中,闻名者除南越木刻外,尚有南越古冢之铜镜、玉腰带版、殷墟的甲骨、商周秦汉之陶泥砖瓦金石,宋钧窑、汝窑瓷器及宋拓《颜鲁公争座位帖》等。
商承祚1927年应顾颉刚之邀,任中山大学史学系和预备中的言语历史学研讨所教授,年仅26岁。关寸草是他学生,但只比他小2岁。容庚称关寸草“挟资购古物甚夥”,可见其应为富家子弟身世。
11日上午,容庚伴随商承祚、关寸草往大泉山房看造像,他估测:“锡永之来,盖专为此。”他们当天下午一起前往海甸容庚家中观看藏品,黄昏又一起进城,商承祚在西车站食堂请晚餐。
回到旅馆,他们接到大泉山房高少木回信:造象四尊索价万金。商承祚与关寸草协商预备讨价至七八千即可承受,但容庚力持贰言,谓如此讨价他不愿同去负此职责。最终商定讨价至五千。
12日上午九时,一行三人开往大泉山房。容庚日记:“商等于讨价事呐呐不能出口,由余代讨价五千。”对方当然没有立刻承受。正午由容庚出面请商、关及高少木、周希丁在撷英西菜馆吃饭,餐毕一起游厂甸。当晚高少木请洗澡,“答允所还之价”。商承祚、关寸草非常激动,所以“再购造象柱二、佛象四,共六千四百元,并请撷英晚餐”。
与商、关二人同游数日,容庚收成也很大,他在大泉山房购铜镜二价20元;匋尊一价5元,腹内有“作尊”二字;在式古斋购武器六价20元;铜铙一20元;姚师臣、徐锦江、王懿荣等金扇面四页,5元。其间,他还将前购之昜兒鼎售与商承祚,价160元;匋尊照原价5元出让;出售在古光阁所购之父丁爵与关寸草,价100元。
3月6日,容庚听许地山说,辑古斋有唐画佛象四幅,遂往观之,该店索价1600元。他到式古斋见商承祚、关寸草,晚上商请晚饭于春华楼,估量曾议论画象事。7日,他们一早往辑古斋,购敦煌所出唐画象四幅,小造象一。容庚请商、关二人在春华楼早饭。12日,关寸草购一彝,甚佳,价700元。
商承祚致容庚手札(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谓:“弟计去岁北行一次,亏空二千金,至今没有了债。好古者多痴子,兄亦可称道友矣。寸草由于生计所迫,与人合资开一古玩店,以西人为意图,字、画、瓷为大宗,下月即可开幕。”此札未署年月仅署“廿四日”,应作于此次厂甸购物之后。
那一批佛造像,大众山房出价万金,因容庚力持贰言以五千成交,也是天文数字。它们究竟是何原料,是何年代作品?容庚日记并无具体交待,也给咱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关寸草1948年客死申江,英年早逝,他在粤、沪两地的藏品均已散佚,包含其所藏南越木刻,不知是否包含这批佛造像。
“商氏吉金” 见证友谊
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这一年,容庚只要零散日记,所以未见商承祚初到北平景象,仅于12月出入表中有“锡永书48元”之记载。无疑,这一段时刻容商二人会经常碰头,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每次到清华授第一堂课,必于前夕下榻希自家,得以研讨学识,或赏识其所得的古器物,对该器真伪之见,时有不合,乃至大声争辩,各不相下。”
1931年1月,《武英殿彝器图录》出书,12日,容庚交赵斐云转北平图书馆一部、商锡永一部。16日,“一时商锡永来”,当晚住容庚家,次日他们一起进城,逛琉璃厂购物。23日,“一时商锡永来”。
容庚1931年2月21日日记
13日,“一时商锡永来,代领史语所薪五十元,并交罗君美款百二十元”,当晚仍宿容庚家,容庚“与锡永谈至十一时半乃寝”。2月20日,商承祚、徐中舒、浦江清来燕京大学容宅团聚,饭后商承祚、徐中舒过夜家中。次日,星期六,故都北平春明景和,容庚与徐中舒一起进城,先后访问傅斯年、胡适,并往琉璃厂购物。
商承祚在清华兼课,一向住在燕东园24号容庚家中。商承祚住城内,容庚进城未返,多住东莞会馆,偶然也住傅斯年家。如,1931年1月24日,容庚进城到琉璃厂购物后,晚住静心斋史语所傅斯年家中,“商锡永先在,徐中舒亦来”。2月1日,容庚“到式古斋谈判锡永,同往古玩铺,在雅文斋购一鼎,价25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一价150元;寿万年镜一价25元;又唐镜一价5元;穿带印一价2元。还旧欠轴头一1元;矛一2元。共185元。”当晚大泉山房掌柜在春华楼请客,容庚仍回傅斯年家宿,“锡永十一时乃去”。
容庚1931年通讯录记商锡永地址为“东城东板桥二度桥”,1932年始有在商承祚家借宿记载。3月26日,晚“十时往周季木家,观新得彝器八,价千元,以陈侯午敦为至佳。二时许至锡永家宿”。6月1日,“十二时在商锡永家宿”。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1932年春,我在天津从读罗师之时,希白由京来访,寓我家,每长谈至深夜。一日,一觉醒来,发现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的小印,规矩布局匀称,刀法古拙,实属宏构,边款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反常宝爱,带着它到南京、屯溪、长沙、重庆、贵阳、成都,又带着它回广州,直至今天收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
这一方“商氏吉金” 印,商承祚收藏半个多世纪,的确是容商友谊的最有力见证,信任他写作此文时手边还拿着这方印。由于边款刻有“廿一年一月”,所以时刻——1932年春无误,但地址却呈现误差——不是在商承祚家,更不是在天津。对此,容庚日记有明晰记载:1月15日,“商锡永来”,“为吴梅刻名印,为锡永刻‘商氏吉金’印”。
《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还有一处误记,是时刻过错。抗战迸发后,“当我在西南见到希白主编的抗日救国宣扬小报《火把》,要把革新的火烧得更旺,敬佩之余,大大激起我抗日救国的热忱”。《火把》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故后,主编是学生吴世昌,容庚仅仅有力支持者。其时商承祚尚在北平,他写此文时将“九一八”误为“七七”,时刻提早6年。1932年2月21日,容庚日记有“交《答张荫麟书》与吴世昌登《火把》”之记载。
容庚与罗复堪的来往始于30年代初,北平沦亡后更为频密,而他最早访问罗氏即有商承祚陪同。1932年5月22日容庚日记:“八时许与锡永、海波往访罗敷盦,留饭。”
容商辩难 乐此不疲
1929年2月,《宝蕴楼彝器图录》印行,是年末容庚附记该书名单:“商锡永六部”,估量赠送1部、代售5部。商承祚读此图录,认为有些器物年代可疑,遂作《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寄容庚,容庚读后寄还原文,并附《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作跋后同时刊登于《中山大学言语历史学研讨所周刊·百年留念号》。在别人看来他们或许是“死对头”,但商承祚说,“殊不知咱们是至交挚友,友谊非同一般,才会这样做”。
容商二老关于《宝蕴楼彝器图录》往还函
容商辩难始于青铜器,是形诸文字的学术争辩。次年秋商承祚任教北平,他们时相往还,朝夕相处,关于器物真伪问题的口头评论更多。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希白于古文字研讨造就颇深,我不及他;而于辨伪区分则他不如我。我初购铜器,每受沽人之欺,通过不断研讨,日有所得,希白是无切身之痛的。我谓伪,他谓真,各不相让时,希白过后却仔细考虑研讨,并不固执己见。此亦希白长处之地点。”
商氏所言“辨伪区分他不如我”,容庚或许未必赞同。金文和青铜器是容庚的特长,他也有过“受沽人之欺”的阅历,且他兼任古物陈设所判定委员,于厂肆之外观看摩挲过很多皇家藏器。陈英杰在《容庚青铜器学》中说:“容老在各种作品中区分商周秦汉疑伪之作千件左右,集历代铜器辨伪效果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商承祚在该文中说:“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快乐之极,见我来了,兴味盎然地大谈此物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见过,因器真字伪而未买。希白不信,又争辩起来,我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所以当场查阅该器,证明晰伪,他不能不服。”查容庚日记,未能供认此次争辩是何时为何器,1933年1月17日,“八时进城,至式古斋,见所存西瓜鼎,敷出耳上四字”,或可作为参阅。
1931年1月17日,容庚日记所记甚详,且触及两人争辩:“十时半与锡永同进城,逛古玩铺。在大古购得铜轴头一,色泽佳,价2元未付。在大吉利见一洗,鱼文明晰,索价60元。锡永在古光购得香炉槃,乃嘉平元年物,香炉失,槃有三孔,有与香炉足相连者。锡永不知,认为后凿,欲觅工添补。余告以故,乃止。槃破而字佳,且北汉物,亦稀有。”同年2月1日,他们又在式古斋、雅文斋购鼎、爵、镜,3月14日又在式古斋购铜器四件。惋惜日记中再未见他们争辩青铜器真伪问题的记载。
商承祚在该文中总结他俩辩难时说:“咱们在学术上争辩归争辩,友谊归友谊,争过就管用,绝不耿耿于怀,不因争辩而影响朋友之情。”
日记中也有容商相互代购器物的记载,如1931年2月20日,“商锡永为购宜侯王洗,价35元”。
辭工爵拓片及容商二老题跋
明烈士曾购一辭工爵存在容庚家中,此为容庚欲得未得之物,也与商承祚有关。容庚记:“大泉山房物,还以百六十金不愿售。明烈士牧师以百七十金得之。”商承祚补记:“希白畀价百六十元,后予曾为作缘,多增十金,大泉已首肯而希白犹疑。不十日遂为明烈士攫去,希白终不能得,无悔小惩大戒,戒之戒之,为之掷笔一笑。商承祚。”容庚逛古玩店购物,谨言慎行,锱铢必较,为十元钱损失一珍品,商承祚以此嘲笑,纯属好心。此爵拓片除容商二记外,尚有唐兰、吴其昌题跋,非常宝贵,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容庚日记1932年5月10日,“吴其昌、唐兰留吾家,为题藏器”,商承祚补记或许作于尔后。
同处一室 友谊变味
《容庚北平日记》止于1946年2月26日。前一天日记:“钞《画目》。下午访顾正容、孙海波。接顾告诉,27日上午七时半与白崇禧同航空往重庆。饶引之请晚饭。”当天,容庚访问了乔复兴、顾正容、徐宗元、朱鼎荣、孙海波、林志钧等人,然后“拾掇行李”。
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容庚与顾正容与其同机飞往重庆,然后转赴桂林任教,在重庆与商承祚也有时刻短聚首。第二年,容庚在《甲骨学概略》一文中写道:“上一年春,余至重庆,商氏方卸盐署职,归自贵阳。自谓‘学不从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余,聚首数日而别。”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也说:“1946年,希白到重庆,适我卸盐务职,归自贵阳,复得相见,我谓之曰:‘学不从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团聚数日而别。”尔后的容商联络已是日记以外论题。
总结《容庚北平日记》20年间所代表的前30年容商来往,可谓密切无间,也成为后30年容商联络的柱石。陈炜湛在《忆容庚师》一文中说:“二老结交垂60年,不只同乡,并且同学、同行、搭档,情深谊厚,非别人可比。”他接着写道:“但是二老亦常‘抬杠(争辩)’,有时还当着咱们晚辈的面‘抬’得面红耳赤,‘抬’完‘杠’,又和好如初。”
容庚日记手稿封面
容庚脾气犟,性质急,商承祚知道他“顶起牛来一顶究竟”,因而见他脾气来时,“就往往不吭声,让他三分,待他气静今后,再缓缓与之分辩”。容商性情各异,由此可见一斑,并且60年不变。
后30年“抬杠”内容与前30年有所不同,陈炜湛说:“有时‘抬’得剧烈,容老急不择言,往往有半似戏言半似非难之辞,如‘你是甲骨文的逃兵’,‘几十年来做了些什么?’每闻此言,商老往往不辩不驳,以示让他三分。”
这些非难明显不同于早年的容商辩难,乃至超出了学术领域。
黄天骥在《老圃秋容淡——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为冲击容庚“反抗气焰”,中文系举行批斗大会,要点揭露其盗卖国家文物行径。批斗者一个接一个讲话,掌管者勒令其“有必要坦白交代”,但容庚坚决不供认盗卖国家文物。掌管者大怒,一招手使出杀手锏——台下容庚一位老朋友站起来说:容庚,怎样没有!你把宝贵文物××鼎,卖给了美国人×××,时刻是×年×月。所以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容庚”标语此伏彼起。这一险情被容庚机敏化解——他先是厚道供认,然后说:那个鼎是假的,我把假古玩卖给了美国人。大众先是一愣,随后捧腹大笑。
那个“老朋友”笔者怀疑是商承祚。容庚尽管见招拆招,转危为安,但他心里的疙瘩是很难解开的。笔者就曾切当地听说过容商晚年失和的传说,信任并非空穴来风。1983年1月,商承祚作《我与容希白》一文,拟作为是年秋容庚90大寿寿言,“并博希白一粲”。该文对容商后30年来往一笔带过:“全国解放后,经院系调整,我与希白同在古文字研讨室作业,又成了搭档,复同住一楼,一上一下,直到现在。”友谊如酒,越老越醇。容商友谊这坛老酒到晚年却有些变味,一定是掺杂了特性、学术以外的东西。商承祚在该文中说:“在‘批林批孔’阶段,希白认为孔子有其好的一面,要剖析,不该一棍子打死,不然无以服人。后来虽几经批斗,从不垂头,‘真金不怕洪炉火’,此其可敬之处。”笔者认为,这一段话是咱们了解晚年容商联络的要害——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致使容商联络失和,60年友谊变味。
1983年3月6日,容庚去世,商承祚听闻“犹如平地风波,为之涕泗滂沱”,他在《我与容希白》附记中感叹“六十年老友,只希白一人罢了”,寿文所以只能改为哀悼之用。莫向山阳过,邻人夜笛悲。康乐园内容商二老,从此只要依旧着唐装穿行于学校的商老一人。